沉重的记忆　　　　　(2006.6.2)

　　四十年前的今天（1966年6月2日），经毛泽东的同意，《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的反对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报纸同时加了评论员的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1966年8月5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进行期间，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

　　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如果说得不错的话，“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1966年8月18日，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等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 的群众和红卫兵。这一天，毛泽东身穿军装，在天安门接见来自 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接受并配戴了红卫兵敬献的袖章。

　　从这时起，大批的红卫兵开始涌向北京。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来京的师生“一 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外地大专院校和中学师生纷纷奔向北京；而北京的学生则纷纷奔 赴外地。此后，毛泽东又分别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8日 、11月3日、10日、11日、11月25日和26日多次接见红卫兵。到 11月下旬为止，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达1100多万人。大串连造成了全国性停学、停产，铁路拥挤，交通堵塞，社 会秩序混乱。

　　那一年我十四岁，刚上初中。少年的天真使我对突然发生的这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充满了神奇感，火热政治形势很快燃起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无数青少年的政治热情，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中去。

　　一夜之间，我们这些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统统成了“红卫兵“，戴上了红袖标，混在人群中，别人写（大字报），我去贴，别人喊口号，我就跟着举胳臂，四处发传单，收传单。

　　批斗会上，一次次看见皮带重重地打在“坏人”身上，自己身上也一阵阵的跟着抽搐。我还清楚记得，学校一个姓宋的职工，不知是因为什么被推上台批斗，打的遍体鳞伤，最后不堪忍受上吊自杀了，死后还背一个畏罪自杀的罪名。三十年后我才知道那个自杀的人是我同科室一位同事的爷爷。

　　裹在政治洪流中，我也挤进大串联的火车，
到了北京，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1969年11月
26日）。

　　当时的心情格外激动，真是心潮澎湃，热
血沸腾，地地道道朝圣的感觉。当时天气已经
很冷了，而我们还都穿着薄薄的单衣，住在阜
城门外“八一八”小学校的地板上。我得了重
感冒，昏倒在街头上，是同学把我背回住处的。
誓死“捍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支持和驱使着
我和我的同学，回到学校后，我们又打起大旗，
背上背包，踏上了“步行串联”的征途。

　    我们从学校出发，一路向东，爬山越岭，
晓行夜宿，每天五六十里行程（有誓言在前：
坚决不乘一步车），第六天晚上走到中国东
部的边境城市－－丹东。鞋子磨破了，脚掌
磨起了泡，继续走下去的“雄心壮志”终于
动摇了，加之上头有精神，要求停止串联，
于是从丹东乘火车返回了学校。这一天正好
是1967年的元旦。

　　1967年3月19日，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
大串连的通知，决定取消原定的春暖后进行
大串连的计划。但部分人仍在外联络、 串连，
直到8月后，串连活动基本结束。
　
　　串联是停止了，但“革命”不可能停止，
1967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革命风暴”的强
台风，2月，“军宣队”进驻学校，红卫兵的
革命“热情”进一步高涨。

　　1966年6月17日，县一中贴出了我县第一张大字报。8月20日，县一中成立了“红卫兵造反团”，8月26日，小市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立四新“。原本安定的县城迅速被紧张的政治气氛所笼罩。9月15日，县一中红卫兵代表进京，参加了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活动。回来后，我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被推向新的高潮，“9.15战斗队”、“卫东彪战斗队”、“革命造反团”、“飞鸣镝战斗兵团”等组织相继成立。这些组织开始对县内的所谓当权派进行各种形式的批斗活动。各个组织为了扩大山头，壮大实力，对外不断组织串联活动。由于各派观点的不同，相互之间的辩论逐渐升级为“文攻武卫“的斗争形式。1967年8月5日，“县联”（本溪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组织与抚顺市“红工联1117特别支队”在田师付镇发生武斗事件。当时我正在县七中的红卫兵组织，直接目睹了这场事件。“县联”方面每人手持一根镐把，而“红工联”方面却装备有当时部队都不曾装备的新式冲锋枪。当时形势十分紧张，大有一促即发之势，好在事件得到及时控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也还是有部分人员受伤。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如“反共救国军”案件、“下马塘深沟”等案件,造成多人被打死打伤的严重后果。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此前一年有余，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复课后，学校并没有真正上几天课，直到1998年8月，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一次性“毕业”，“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文革中,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当然我也是其中一人。

　　无限制的狂热必然导致失去理智的冲动，失去理智的冲动必然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
　　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害自不必说，给我和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损害唯有我和我们这一代人最清楚。我喜欢读书，并颇有读书的天份，但我没有机会上大学，没有也不可能获取我所渴望的更多的知识。一个人的损失是微小的，一个国家、一个党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四十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两个词早已进入了历史教科书，曾经历过那个年代，并当过红卫兵的人，也正在逐渐退出社会活动的主阵地，成为一代经历特殊，感想深重的过来人。

　　　
　　四十年后的今天，再次回忆个人的这场人生经历，不能不说心情仍然是沉重的，它必定改变了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