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支柱倾倒了

    吃晚饭的时候,爱人突然问我:
    “前楼老崔太太死了,你知道吗?”
    我像平时答复一般生活琐事那样随便回复一句：
    “不知道。”
    转瞬我的不以为然就被莫名的震惊驱逐了。仔细一回想，可不是吗，已经有几个月时间没见到她了。她那蹣跚的步履，慈祥的面孔，简朴的穿束，仿佛还在眼前。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切再也看不见了，那个让我一生只有好感的人已经不在了,永远的不在了。
    “怎么死的？”我问。
    “炉上烧水人睡着了，开水淹灭了炉火，液化气中毒死的。”爱人说。
    好好的一个人就这样死了。
    记住一个人不容易，忘掉一个人有时更不容易。
    有一种人活着时，你可能不会常常想到他，但他死后，你却无论如何也忘不掉他。
    她姓什么，叫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她男人姓崔，所以也就以老崔太太称呼至今。她家与我家是邻村，又有点远亲关系(什么亲属关系我也不知道)，我们先后搬进城里，又住在前后楼，所以邻里关系要比别人近一些。论辈份我们是同辈，所以见面总先要叫声大嫂，至于说些什么就再平常不过了，一般都不必认真思考和经心记忆的。每次都是在居楼前的小街上见到她，她也总是会问：这几天去你爸那儿没有?他们谁来了吗?你家孩子处对象没有......前后楼没有不认识她的，街口卖菜的、补鞋的、扫街的，就连刚上学的孩子见面她都会说句话的。
    她很穷，家里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老伴死后，她被儿女从农村接到了城里，但始终与儿女分居，一个人独立生活。七十多岁，身体又不很好，能自己照顾自己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加之儿女们又无更宽裕的条件来照顾她，所以一个人的生活只能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一件兰便服上衣洗得已经看不出原色，但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的。一日两餐(为了节省冬夏只吃两顿饭)吃的都是从菜市上买来的最便宜的蔬菜。即使十分困难，她还时常会把一个萝卜，或者几个粗面饼送给我家。至于这些东西是别人送她的还是自己花钱买的，我不得而知。当然有一种东西我知道那是她自己弄来的：每到春天的时候, 她都会到郊外的山坡上挖些苦碟子或大根菜回来，洗的干干净净，送给左邻右舍。我家和邻居们都不想收她的东西，但不收她会不高兴的，所以大家也时常送些吃的用的给她。
    我和家人对她的印象非常简单：是个好人，是个让你时刻都会感到有温情味的好人。至于这种温情源于乡情，还是亲情，或者是人情，我不能简单的评说,似乎应该是间而有之。就是这种温情让我对人际间的那种一成难变的偏见开始怀疑，并逐渐动摇。
我生在农村，长在山里，乡下人的那种朴素的感情深深地溶化在血液中和骨子里，人际间只有长少，没有尊卑；只有亲情，没有远近。直到不惑之年来进到城里，滚烫的心才慢慢的凉下来。不要说同一社区的人十年八年难以结识，就是同一楼口的邻居也形同路人，每日擦肩而过也不曾说得一句话，能看到的唯有尊严与傲慢，间或有几人的粗俗与忿懑。正像有人说得：都像谁欠谁几吊钱似的。更有那么一两家天天战火，月月硝烟，搞得楼上楼下鸡犬不宁，寝食难安。即使打得狗血喷头，邻“邦”也绝不干涉内政。开始，我看不惯这种人际关系，后来逐渐也就习惯了，自己也慢慢变的有些冷冰冰的了，好像天下人都这样，自已也犯不着恭敬谁。
    老崔太太在我眼里永远是与众不同的，截然不同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其他人不能与其相比，不管你是局长还是科长，无论你是公仆还是园丁，或者你有多少钱，与她相比好像都缺少点什么。至于缺少什么，本人不敢妄论。看到她,我会觉得这个赖以生活的世界还有点余热，还有点温馨，还有点值得自我安慰的。
    想到她，我不想尽快学得那么世故，那么深沉，那么冷漠。
    如今，她走了，我心灵的那根支柱突然间倾倒了，我开始担心自己今后会不会比那些人学得更……
　　　　　　　　　　　　　　　 (2005.4)